天不是上帝，而是创造生命的自然界。
一 有一份审查意见对本文提出了尖锐批评，其实是针对我的某些观点所发的议论。何况，顺着圣人的文字而说，正是一个解释的问题，为什么都是顺着圣人文字说，不同的解释者却有不同的解释？这正是我们要回答的。
实际上，并没有现成的方法，否则，还叫什么解释？离开语境的解释，只能是抽象的语言游戏。二 第二份审查意见提出了一些很具体很中肯的意见，我已吸收了其中的部分意见做了适当修改，有些属于商榷的问题，我也在注脚中做了说明。一看便知，《朱子语类》7－14卷是一般地讲为学之方、读书法及知行、持守、力行的，从小学到大学。他提出要我们依据关键性文献与书信去解释朱熹，什么是关键性文献？他是指朱子与张栻的通信与《仁说》。审查者说，我在文中有数处不同意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解释，这是由于我随意挑选朱子散列文献即《朱子语类》以证牟先生之非，却忽略牟先生对朱子参究中和问题的详细考察。
我不知道审查者所说的策路、态度是指什么，与方法有何区别，但我知道，拓展解释空间、转换解释向度、非建构的建构都存在于解释的过程之中，并且是解释的手段，从中体现了解释者的理解，为什么不能从方法的角度去讲？这确是我从《集注》中抽绎出来的，不是从《朱子语类》中拿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再解释，有我的理解在其中。审查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儒者们真有其‘独立之诠释方法论论述，而且告诉我们，《朱子语类》7－14卷就是其具体文献。因此，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运用西方近代逻辑分析的方法，重新分析中国哲学，使那些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
他早年就进行过社会调查，对中国的国情非常了解，这对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中国实际起了重要作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严复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的启蒙思想家。而正式翻译西方著作并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严复。他认为，实验主义的根本态度是不相信有一成不变的科学定律，一切所谓定律都是假设，假设是不是真理，则视其能不能发生实际效用。
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科学、民主与自由、人权的口号，猛烈批判旧纲常旧名教，认为中西文化如同水火不能相容，只有打倒孔子偶像，才能建立新文化。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提出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但他们仍以注释儒家原始经典的形式表达其思想，并未超出古典哲学的范围，故仍属经学时代。
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同时，还用这种观点分析中国历史及其文化现象，比较重视伦理道德的问题，提出用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的主张。50年代以后，西方哲学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直到清代末年，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候，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金岳霖对西方哲学有深入了解与研究，特别对逻辑分析的方法有娴熟的运用，他是完全有资格同西方哲学家就西方哲学而不是中国哲学进行对话的中国哲学家。
牟宗三建立了一个道德形上学的体系。在事关民族文化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许多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到本位文化的立场，为中国哲学寻找新的出路和生长点。特别是五四运动，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姿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中西之争推向了高峰，也为重新思考哲学问题打开了思想大门。中国的重要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等人就是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重建中国哲学的，张申府本人也提倡将逻辑分析方法与孔子仁学结合起来。
境界本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安身立命的问题，对于这一主题，冯友兰在《新原人》以及后来的论述中作了充分说明。贺麟之所以孜孜不倦地研究黑格尔哲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出于时代的兴趣，而不单是个人兴趣。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新思潮不断涌进，知识界尚未来得及消化，更无暇思考中国哲学的重建问题，但是已经处在酝酿之中。中国哲学在对待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问题上，主张和的学说，在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都是如此。
《中庸》提出赞天地之化育的理想，主张人要以诚尽其性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参赞化育而与天地参，即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过程，以主人翁的态度实现这一过程，从而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牟宗三开始是从认识论、逻辑学入手，后来研究康德，认为康德哲学，特别是康德的道德形上学，最能与儒家哲学相结合。其共同特点是，不必再引经据典，进行注释，而是面对西方哲学的挑战，根据其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或者从批评的角度，或者从引入的角度，或者从理解和相互解释的角度，直抒己见，创立新说。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是王国维。但是，我们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对话，一般地说，研究西方的，缺乏对中国的了解，研究中国的，缺乏对西方的了解。中国哲学所说的本体，不是指实体，而是指本源、本根。
中国哲学的开展，就是使儒家思想向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方向开展，并且重视为新科学奠定精神基础。经过五四与科玄论战之后，学者们开始进行反思，试图回答共同的时代课题，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一些哲学著作也开始陆续问世。
但牟宗三提出，儒家哲学认为人有智的直觉，这就是良知、仁体。他很重视《名学》之翻译，自称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1]。
这与一元化的经学传统不无关系。他晚年提出直觉的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由此便有所谓激进与保守之说、西化与本位之说、科学与传统之说。科学派批判玄学派说，欧洲大战是欧洲文化的破产，科学并不负责任，科学是双刃剑，既可以对人类有利，亦可以对人类有害，这显然是有说服力的。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从儒学中吸取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而不是建立儒学体系，在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时代，儒学不可能占统治地位了。多元纷呈的局面来之不易，它必将为新哲学的产生创造条件。
政治大一统的问题，确实需要统一的法纪，建立一套社会架构，但不能由此限定学术发展，关键在于辨明学术与政治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确实走了一条很独特的道路。
唐君毅出版多卷本的《心灵与境界》，提出九境之说，按照主—客—合的模式，将世界上的各种哲学统统纳入九境之中，而以中国的天德流行之境为最高境界，表现出他的宇宙情怀。他特别重视矛盾规律，强调矛盾斗争的作用。
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新时期，也是中国哲学由古代传统哲学向近现代哲学转变的新时期。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与我思故我在的思想在学术界发生了一定影响，但相比之下，英国的功利主义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一致，但容易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培根的实验方法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倒是不容易接受，特别是笛卡尔的天赋观念与普遍理性的学说，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一种不很习惯的思维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中国的形势，发表《论持久战》以及战略战术问题等许多文章，对这场战争的性质、特点进行了分析，将辩证法运用到实际作战中，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这使中国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有知识就是有真命题，真命题是表达事实的方式，而事实是所与和意念的混合物，是与客观的本然世界对应的。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接受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中的进化思想，特别是章太炎，已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二人从中得出不同的结论，前者主张渐进的改良，而后者主张激烈的革命。
总之，真理是公认的能解释自然现象的方便假说，因此没有永久不变的绝对真理。他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入手，接着对《小逻辑》进行翻译与讲解，付出了辛勤劳动，也获得了重大成果，他是中国的黑格尔专家。
一种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文化，特别在价值观上主张保持本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振兴民族精神，不能也不可能离开本民族文化的根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毛泽东还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问题，特别强调特殊性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实现对立面的转化。
其色心无实、只有此变之说则突显了转变的观念，不仅要转识成智，而且要裁成万物、辅相天地，完成生命本身所负的使命。他从人的意欲出发说明文化，将文化界定为生活样式。